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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身不由己》:两难尴尬中的人性

作者:  admin   发布时间:2017/9/12 17:28:14    浏览量:71

《身不由己》:两难尴尬中的人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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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身不由己》杨晓升作家出版社  文学杂志主编、报告文学作家杨晓升也是一位小说创作者。

他的小说,注重日常生活和民生疾苦,贴近生存,他的人物总是被置于两难的尴尬处境而无法自拔,他于是挖掘其中的人性内涵和精神价值。

  《身不由己》便是一篇背景比较弘阔,充满荒诞和幽默、但又极真实,颇有几分辛酸的作品。

写的是在狂热炒股、股票虚涨的年头,主人公,一个博士、高校青年教师胡文生,受家乡的一家民企老板所“托”,为其获得证监会“上市公司”的名额指标而奔走钻营,但他遭人愚弄,受尽奚落,四处碰壁,越陷越深,一败涂地的故事。

小说通过胡博士的经历,演示在茫茫现代大都会中,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的尴尬与无奈,颇有几分卡夫卡《城堡》永远不得其门而入的况味。

尤其是,作品揭示了乡土中国社会里“人情”与“面子”的不能承受之重。

平时稳重儒雅的胡博士之所以“一切都乱了套”,被弄得团团转,疯狂打电话,垫钱送重礼,轮番请吃,四处拜乞,无奈中甚至印制假名片,当了一回“副总”,全因为老父亲在家乡吹嘘他“名声很大,地位显赫”,而他隐藏的虚荣心以及潜在的发财欲,也是暗中动力。

着墨无多的社会油子高兴,那一副可憎多变的市侩嘴脸,给人印象深刻,是作者的一个贡献。

这个荒诞剧不啻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“奇观”,但谁又能说,它不是随时上演的“常态”呢。

  杨晓升小说的另一特点是,善于透过外在事件,剥露裹藏其中的伦理道德冲突,新旧观念冲突,直抵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的某些弱点。

《介入》是集子里在艺术创造上最值得称道的一篇。

小说写一向健壮的郭老汉,突患肝癌,急坏了“孝女”郭秀英,她干练,操劳,身为长女,勇挑重担,抢救父亲。

她认定,必须掩盖病情,不然病人会被吓死,只有隐瞒得密不透风,才是对父亲的爱。

为此她煞费苦心,身心交瘁,把肝癌淡化、改写成肝囊肿。

她固执地要求全家上下都服从她的爱——隐瞒。

也曾有明智的声音出现,那是身在美国的妹妹秀梅,要求给父亲以知情权,认为人对自己的前途,命运,抑或疾病,都有权知情并选择,知情才能更好地配合治疗,却遭到秀英的压制,仍是以爱的名义。

隐瞒真相是很难的,编造假病历就更难,秀英居然都做到了。

当然是以钱铺路。

  “介入”本是医学专用名词,但又是小说中各个人物处境的形容。

所有的人既未介入,又都介入了,在介入与不介入的问题上层层递进。

无论把“信封”迅速装入口袋的主治医师,还是“热情”的女财务科长,都实际介入了合谋欺骗一个老人的行动。

当然,以目前中国乃至世界医疗水平,患肝癌的郭老头似难逃一死。

但他死得不明不白。

他未能“介入”、“配合”他自己的治疗,在忐忑不安,将信将疑,惊惧交加中,受尽了罪,度完了残生。

他是猜测到了真相的。

这不是孝女因其“孝”而制造的悲剧吗,这不是一个“爱”的悲剧吗,这不是一种更大的残酷吗?  小说对孝女郭秀英的刻画有相当深度:她既怀抱仁爱,在家中又不无跋扈,专制,她每天不但要承担超负荷的家务,身心俱疲,而且要把自己导演的戏维持下去,只能强颜欢笑,把沉重藏起来。

  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度和广大城乡,人口与资源呈反差,于是在看病,上学,住房,求职等问题上,不但一个车位难求,即是一张床位也要费尽心机。

供不应求的尖锐矛盾,使拉关系,送红包成风,影响了普遍的社会道德面貌,并不是一句喝斥就能消除的。

杨晓升的不少小说涉笔于此。

他总能捕捉到时代,家庭,伦理冲突的敏感部位。

这是他作为报告文学作家特有的素质,将之带入小说中来,并开采出丰富的戏剧性,显示了某种富于时代感的优势;而这恰恰是某些小说家所缺乏的。

《红包》即是一篇令人发出苦涩的笑的作品。

为了床位和手术成功,一次次送红包的情景就不说了。

小说中塑造了一位两袖清风,医德高尚的宋大夫,与《介入》中那位“异化“了的、冷冰冰的孙大夫恰成鲜明对照。

写贪财的医生毕竟容易些,要写一个清高自重的医生,却很难。

但小说写得真实可信。

  杨晓升终究还是一个偏重于故事性、且能充分施展故事性魅力的作家。

峰回路转,惊愕,反常,突转,以曲尽人生的无常,多变,人情世态的炎凉,这些元素构成了他小说的可读性,吸引力。

以《天尽头》而论,构思奇特,折转的难度很大,他偏能开出别一片天地。

娇娇女刘晔遭遇车祸夭折,如五雷轰顶,轰倒了夫妻俩,每天以泪洗面,但事情似也可画上句号,还有多少戏可以延伸呢?想不到杨晓升居然把戏继续演了下来,写成了一个大中篇,这是本领。

夫妻俩最后选择双双自杀,也许是生活中有过的实情,但显然过头了,且不尽合情,他们并不老,何至于此?这与作者选择封闭式的写作有关。  作为一手写报告文学,一手写小说的双栖型作者,要让两者文风截然不同,是很难的。杨晓升的小说固然好看,但与他的报告文学放到一起,视角上的共同性便很明显。若以小说艺术来要求,我们也许会觉得,他写得有点直露、直白,意义外显,不太擅长与读者捉迷藏,不够含蓄。我们还会觉得,他过分依赖事件,总是从事件中引发矛盾,人物相对偏弱,被动地服务于故事过程及其意义。在语言上,我们或会觉得,生活化,个性化,陌生化还不够,看不到太多尖新的,俏皮的、鲜活的表述,用成语多。他习惯于用评述性话语代替小说化的状绘。总之,机位太正,变化较少,以理入文,切入点和视角较为单一,还不够泼辣,不够狂放,不够幽默,个性不够突出。叙述调子的变化也不多。这可能是我对杨晓升小说的不满足。但未免有些苛求,即使很成熟的小说家有时也难做到。  放下我对小说性的偏执,我仍然要说,这是一部富于时代感和新鲜气息的,贴近老百姓生存的,酸甜苦辣齐备,令人感动的小说集。(雷达)+1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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